一位外国友人曾经说过：“一个诗人赢得了一个新中国。”

1957年1月25日，国内出版的《诗刊》创刊号刊登出了18首毛泽东诗词，同年9月、11月，苏联出版发行了两种不同版本的俄文本《毛泽东诗词十八首》。据称这是最早出版的毛泽东诗词外文译本。迄今为止，毛泽东诗词曾先后在几十个国家被译为数十种文字，外文译本也多达几十种。诗人毛泽东的诗词造诣和传播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毛泽东诗词（外文出版社1999年汉英对照版）

毛泽东诗词英译本（外文出版社1976年初版）

毛泽东诗词英译定稿小组  

1958年7月1日，毛泽东读了头一天《人民日报》上登出的，关于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的消息，“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写出了七律两首《送瘟神》。这两首诗发表在当年10月3日的《人民日报》上。叶君健马上将这两首诗译成英文，连同先前的《蝶恋花•答李淑一》词，一并发表在1960年的元月号《中国文学》上。

译文登出后不久，当时有导向作用的文艺评论刊物《文艺报》，在1960年第二十二期头条，发表了一篇评论毛泽东诗词英译的文章。叶君健经过打听，才知道这个署名“酒泉”的评论作者，便是时任中宣部文艺处长，也是诗人的袁水拍。

了解到此情况后，叶君健立即向有关部门建议，想请袁水拍来主管毛泽东诗词的翻译定稿工作（主要是诗文阐释）。经过与袁水拍协商，他欣然同意。随后，袁着手成立了毛泽东诗词英译定稿小组，组长由他自任，又选外交部的乔冠华，英译毛泽东选集委员会委员钱钟书，《中国文学》负责人叶君健等人为组员。该小组任务是对翻译的毛泽东诗词进行修订或重译，最后出版单行本。

这个小组成员中，钱钟书和叶君健主要做翻译和译文的润色工作；袁水拍作为负责人，自然对原作的解释有最后的发言权；乔冠华虽外交部的工作很忙，但对原作的解释也起到颇重要的作用。小组成立后不久，《人民文学》1962年5月号上，又发表了毛泽东《清平乐•蒋桂战争》、《采桑子•重阳》、《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等六首词。这六首词的英译，就是由钱钟书、叶君健翻译润饰，袁水拍、乔冠华把关定稿完成的。

毛泽东专门答复提问  

这次翻译不仅量很大，且因作品时间跨度很长，理解起来的难度更加突出。为了最大限度地正确领会原文，经过要求，毛泽东本人口头答复了英译者的有关问题。1986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毛泽东诗词选》的“出版说明”中，记述了这件事：“一九六四年一月，因为外国文书籍出版局（现改为外国文书籍出版发行局）要按照本社一九六三年版《毛主席诗词》出版由钱钟书同志主持翻译的英译本，应英译者的请求，作者就作品中一些解释有分歧的词句，一一作了口头答复。”解放后不久，钱钟书就担任“毛选”英文编译委员会委员、“定稿小组”成员。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出版说明”可以知道，这些解释有分歧的词句问题，是由钱钟书、袁水拍等提出，毛泽东自己解释的（是否亲自聆听教诲，文字含糊处理为“作者……一一作了口头答复”不好妄揣），这对于该英文本最后翻译定稿，是有举足轻重作用的（不仅英译，后来的中文本也将毛泽东的答复，一一收在了文本注释中）。

毛泽东专门“口头答复”钱钟书或袁水拍地提问，也可说明他对这项工作的重视程度。大约也因此，毛泽东诗词英译定稿小组又增加了诗人赵朴初，还请了一位英文专家苏尔•艾德勒来协助译文润饰工作（新出版的杨绛先生《我们仨》一书中，对此这样解释：“据说：‘钟书同志不懂诗词，请赵朴初同志来指点指点。’”这据谁说，杨绛先生没有指明）。这次不仅为翻译新发表的十首诗，还须据毛泽东本人的答疑，对前面的旧译作全面修订。于是紧紧张张，忙忙碌碌，在1965年夏天才将这十首新发表的诗词初步译成。

对译文的精确要求  

翻译中的重要问题是对“诗味”的保留。毛泽东的诗词当然是诗，是诗就不仅如文章一样将大意翻译通了便可，他还必须具有英语的“诗味”。因此，定稿小组对此也颇费功夫。对这一点，英语专家苏尔•艾德勒的角色极重要。苏尔•艾德勒不谙中文，也正因此，作为第一英语读者，他对译文在英语中能否产生“诗”的效果特别敏感，所以他从“英诗”角度提的意见，也常常成为定稿的讨论中心。

当时，定稿小组对译文的要求是：既要“信”——包括意义、意境和政治方面的“信”，还有“雅”——即具有相当高水平的“诗”，而且是现代“诗”——因为原诗词表达的是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思想感受，不仅仅是旧体诗词的古香古色。这些严苛要求，经过钱钟书、叶君健这两位有深厚中西文化素养的译者努力，在有赵朴初这样著名旧体诗人参与，袁水拍这样内行领导，乔冠华、周珏良及外国专家等多名“高手”荟萃的情况下，终得以完成。倘从最初的翻译时算起，用去了几乎二十年的时间。

“官方定本”1976年正式出版  

经过反复推敲，译文终得以定稿。袁水拍负责送有关上级审核后，《毛泽东诗词》英译本终于在1976年“五一”节这天，由北京外文出版社正式出版。一个集合了多人智慧，同时又经过长时间历练的译本，一经出版就引起各方关注。

这个英译本成了外文出版社随后出版的法、德、日、西和世界语等几种译本的蓝本。这几种语言的翻译就是参考英译对原作的理解进行工作的。因为《中国文学》设在外文出版社，叶君健便自然成了这几个翻译小组的咨询对象。显然，国内是将此英译本当“定本”来看待的。

【叶君健回忆：翻译毛泽东诗词很难】

叶君健和夫人苑茵。

叶君健先生会五六种语言，主编过著名的英法文杂志《中国文学》。他是第一位把毛泽东诗词，毛泽东著作翻译成外文在国外出版，惟一用十多种文字翻译作品的翻译家。

叶君健先生的夫人苑茵回忆：叶君健是《中国文学》英法文版的负责人。从毛泽东的18首诗词首次发表，叶君健主动提出翻译成英文在《中国文学》上发表，并为此而奔走组织，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的极其困难的处境中，叶君健仍旧一如既往，组织随后的英文翻译。终于使所有发表过的毛泽东诗词首先有了中国正式的英文翻译，并且成为转而翻译成所有其他外文的官方蓝本。

在一些关于毛泽东诗词翻译的回忆文章和研究报告中，叶君健曾写道：

《毛泽东诗词》，在世界流传之广，恐怕要超过《毛选》本身，因为作为文学名著，它的欣赏价值高，群众性强，远如南美洲的巴拉圭和地中海一角的希腊都有毛诗的译本。这些译文绝大部分是根据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的英译本转译的。这个译本的完成，我从始至终都参加了。

我们的要求是：译文既要“信”（包括意义、意境和政治的“信”），又要“雅”——也就是具有相当高水平的“诗”，而且是现代的“诗”，不是古色古香的“诗”（因为原诗所表达的是生气勃勃的现代生活和思想），虽然原作所采用的形式是中国的古典诗词。所幸我们小组中有赵朴初那样著名的诗人和钱钟书那样有修养的诗评家，这样，我们最后译文的“风格”，还基本上能达到一致认可的程度。

国外有些汉学家，可能由于对我们的译文持有“官方定本”的主见，往往忽略了我们在“信”和“雅”方面所作的努力，而喜欢表现自己，显示出他们对原作具有“独立见解”，而推出自己的译文，不理睬我们的解释。从文学翻译的角度讲，这种“百花齐放”的做法自然值得提倡和鼓励。但具有数千年历史和传统的汉文却是陷阱重重，稍一疏忽就会“失误”。英、美有四种毛诗的译本，其中有一本还是美国一个对研究中国文学颇具声望的大学出版的。如在《沁园春•雪》这首词中，它对“唐宗宋祖，稍逊风骚”的理解是“唐宗宋祖，文化修养不是太高，未能充分欣赏《国风》和《离骚》”；对“数风流人物”句中的“风流”则理解为“风流倜傥”，具有花花公子的含意。同样，《西江月•井冈山》中“黄洋界上炮声隆”句，被解释成“在黄色海洋的边上响起了隆隆炮声”；这给人的印象是一支海军正在登陆。

这种现象说明另一个问题，即翻译困难，从中文翻译则更难，特别是具有深厚中国民族文化传统的中文——不具这种传统和特色的中文，恐怕也很难说是“文学语言”的中文，因而也不值得花那么大的气力去翻译。我们的文学是世界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世界人民的财富，确也应该“面向世界”。但把中文的“文学语言”转化成外文的“文学语言”，确是一项艰巨的工作。

【毛泽东诗词英译本的国际影响：世界感受新中国的艺术窗口】

据有关资料，毛泽东诗词被翻译成英文后，先后又被转译或直接翻译成数十种语言文字在世界各地传播。截至20世纪末，“已经出售的毛泽东诗词集达7500万册，完全比得上有史以来所有用英语写作的诗人的诗集的总和。”国外还发表和出版了许多评介和研究毛泽东诗词的文章和专著。1996年8月和2001年10月，分别在北京和南京召开了两届“毛泽东诗词国际学术研讨会”，标志着毛泽东诗词的重大国际影响和深远世界意义。

在毛泽东诗词中，充满哲理情思的优秀诗篇俯拾即是，如经常为诗家学者称道的《菩萨蛮•大柏地》中所刻画的“战地黄花分外香”的人民革命战争的壮美画面，《忆秦娥•娄山关》中描绘的“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的雄浑苍凉的大自然奇观，以及《七律•登庐山》中所勾勒的“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的云兴霞蔚、热气蒸腾的壮阔景象等等，就充满辩证思维的诗美意蕴。

毛泽东诗词是世界感受毛泽东和新中国的一个艺术窗口，它不仅生动地展示了使世界感受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的艰难曲折和辉煌成就，而且形象地记录着令许多外国友人渴望了解的毛泽东的传奇人生和心路历程。

美国总统尼克松20世纪70年代初首次来中国访问之前就读了英文版的“毛泽东诗词”，见到毛泽东后的第一句话就说：“读了主席的诗词和讲话，我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我看到主席写道，机会来到面前时，要‘只争朝夕’。”在当晚的宴会讲话中，尼克松又说：“毛主席写过：‘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阳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现在就是只争朝夕的时候了，是我们两国人民攀登那种可以缔造一个新的更美好的世界的伟大境界的高峰的时候了。” 直到1976年2月，尼克松再次访华见到毛泽东时，又谈到毛泽东诗词，说“主席曾说过：‘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我们在1972年就试图登攀，现在我们还在登攀，这不仅是为中美之间建立良好关系，而且是为了中美合作起世界作用。”

法国汉学界把毛泽东称之为“东方诗神”，认为对毛泽东诗词的翻译、研究，是对“当代东方一代诗神的深入探寻”。

而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曾说：“如果人们把毛泽东看作是新中国这个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缔造者，那么这种评价不算高。毛泽东把一个几十年来一直动乱不安、饱尝最严酷战争、灾难深重的中国引进了新的时代，并且用美妙的诗词记录了这个时代的历史进程，他是一位杰出的诗人。”